尧育飞:“为理性争自由”——李长之先生的学


ʱ䣺2019-11-07

  原标题:尧育飞:“为理性争自由”——李长之先生的学术人生与文化理想(四)丨【京师学案】

  李长之与批评结缘一生,从1932年的《请教八股的唯物辩证法》到1957年的《为专业的批评家呼吁》,他一生都未曾缺席批评的事业。他的师友也是关乎批评的居多:以师长辈论,则有周作人、鲁迅、闻一多、朱自清、杨丙辰、冯友兰、宗白华、郭绍虞等;以朋友相称的,则是老舍、梁实秋、沈从文、臧克家、李广田、李健吾、曹禺、常任侠、林庚、方东美、牟宗三、唐君毅等。他因为参与郑振铎主编的《文学季刊》而结识了众多作家朋友,又因为主编《益世报》文学副刊、《北平晨报》文学副刊而结识了众多作家和评论家,再加上他执着的书评实践,官家婆水心论坛四不像东京车展:称霸小型车市,使得当时文坛的大部分作家都成为他的朋友和批评对象。就批评的实践而言,李长之拥有极为丰富的资源;就批评的理论构建而言,他办《益世报》时结识的郭绍虞,在中央大学任教时的同事罗根泽,以及当时积聚中央大学的画坛人物徐悲鸿、陈之佛、吕斯百等人,都不同程度地支持着他的批评理论建设。就李长之本人的个性而言,·本港台最快报码室培训学校评选“台历宝贝”可是浪漫而喜欢“评头品足”的。一切的一切,都助益着他的批评事业。而因着杨丙辰先生的影响,他毅然放弃了作为诗人和作家的机遇,决意为批评事业献身。也因此,李长之本人宁自喜欢以批评家自居,他说“如果有人称我为批评家,我听了最舒服,比称我什么都好”。在1942年结集出版的《批评精神》中,李长之系统阐释了他的“批评构想”,书中热烈地呼吁批评精神,推崇“感情的型”的批评。因为这批评精神,使他能自觉提出那样伟大的文化命题。又因为那感情的激越,使他的批评文章激情四射,魅力非常。我们甚而可以这样说,离了这“批评精神”和“感情的型”,李长之对文化决不能有那样如炬的目光,也不能在1943年之后产生如此丰富的批评实践来为他的文艺复兴添砖加瓦。

  当然,要进入李长之的批评世界,首先得触及他的批评观。他所谓的批评并不局限在文艺批评。他曾声辩道“有的朋友觉得我搞得杂,铺的摊子太大,甚而不知道我搞什么名堂。但我不这样想,我觉得我是在搞批评,批评涉及的面本来广。我现在搞古典文学,但我认为这仅是应用批评的一个方面,我主观上却还是在搞批评”(《为专业的批评家呼吁》)。他要求批评的范围乃是一切的文化,因此他希望批评家具备“正确的世界观、社会的理想、艺术的理想和人生的理想”。他以为文艺批评家具备三种学识:基本知识(语言学和文艺史学),专门知识(文艺美学),辅助知识(生物学、心理学、历史学、政治经济也即所谓‘社会科学’)(《论文艺批评家所需要之学识》)。因为他所要求批评家的是如此地深广,所以他看重的批评家就绝不限于文学,而重在他们的批评精神和批评方法。以此,孔子、孟子、荀子、王充、朱熹等人在他心中有着极高的地位。在他眼中,孟子直然是儒家最富批评精神的人。那种“王何必曰利”的反功利立场,那种“充实之谓美”的见解,那种“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”的先验的纯粹标准,那种“知人论世”、“以意逆志”的方法,在李长之而言,都是欣赏着、学习着的。然而他最钟爱的乃是孟子作为大批评家所具备的伟大性格——那就是批评精神!

  “什么是批评精神呢?就是正义感;就是对是非不能模糊,不能放过的判断力和追根究底性;就是对美好的事物,有一种深入的了解要求并欲其普遍于人人的宣扬热诚;反之,对于邪恶,却又不能容忍,必须用万钧之力击毁之;他的表现,是坦白,是直爽,是刚健,是笃实,是勇猛,是简明,是丰富的生命力;他自己是有进无退地战斗着,也领导人有进无退地战斗着。”(《批评家的孟轲》)李长之是这样地钦慕于孟子,并从中总结出伟大批评家的共同的“批评精神”。也因此,他自己也一面要做战士,要“知言”,要和人辩;一面也要做积极的建设事业,那就是对美好的事物有深切地了解,能平等的欣赏,全力地拥护,热忱地宣扬,有谁破坏就全力打击之!他简直浑身散发原始儒家那种昂扬激切的理想光芒,高扬道德理想的批判大旗,“不直则道不见,我且直之”。因此,他所谓的批评又在反奴性。他说“批评是反奴性的。凡是屈服于权威,屈服于时代,屈服于欲望,屈服于舆论,屈服于传说,屈服于多数,屈服于偏见、成见(不论是得自他人,或自己创造),这都是奴性,这都是反批评的。千篇一律的文章,应景的文章,其中决不能有批评精神。批评是从理性来的,理性高于一切。所以,真正的批评家,大都无所顾忌,无所屈服,理性之是者是之,理性之非者非之”(《产生批评文学的条件》)。从中我们不难发现他生平志向的源头,他说“余生平自矢者有二语,一曰与愚妄战,一曰为理性争自由”(《悼季鸾先生》),“与愚妄战”,是为正道直行,“虽千万人吾往矣”,“为理性争自由”,乃是要为科学而理性的批评事业开拓自由的天空。

  他之高扬理性,使他对构建文艺科学极度热衷。他希望能将科学的方法引入文学的研究,尽管他知道二者之间存在距离,但他不能放弃“文学成为科学”的抱负。他固执地认为“文学科学之成为科学,在其科学精神,而不在其仅仅利用科学精神”(《文学研究中之科学精神》)。他受玛尔霍兹《文艺史学与文艺科学》影响太深,总觉得文学研究可以成为独立的科学。在他自己的批评实践里,则有《史记书中的形式律则》等文章致力于寻找文艺的普遍规律。时至今日,许多研究者开始警惕李长之将文学研究科学化的构想。然而不预存对科学的偏见,不预存厌弃普遍规律的虚无观念,我们是不能完全否认他这种顽强的求索的。况且,李长之所谓的科学并不是冷冰冰的条框和公式。他喜欢浓烈的情绪,爱好极端的思想,他衷心深处的这种感情高喊出来便是“感情的批评主义”——以态度论,它要求批评者能摒弃个性,而吟咏于作品的世界中;以批评论,它要求批评者以“感情的型”(“假乎艺术的形式而超乎艺术的形式”,“是抽去了对象,又可溶入任何的对象的。它已是不受时代的限制的了,如果文学的表现到了这种境界时,便有了永久性”)为标准;以理解论,它要求批评者能提出正面的主张,得出作品的真面目。(见《我对于文艺批评的要求和主张》)

  他的批评精神是这样的激越和不妥协,则他批评的对象,也就不能不具有绵绵的生命力了。正如他评价鲁迅一样:“诗人的鲁迅,是有他永久的价值的;战士的鲁迅,是有他时代的价值的”。他作战士,但更希望当诗人!我们试看他的《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》,看他的《陶渊明传论》,看他的《李义山论纲》,是不难发现他对永久价值的追寻的。他乃是在以批评为事业去实现续接文化传统的使命。他的文笔虽然犀利,分析虽然透彻,然而绝非没有温暖。在《迎中国的文艺复兴》中,他就对大学教育、对青年有热烈的鼓舞。他的笔锋原是有力而温暖的。周作人曾这样写道:“李君的学力与性格去做文学批评的工作总是很适当能胜任的……我读李君的文章留下最深的一点是他对于儿童的关切。”(《论救救孩子——题长之文学论文集后》)的确,李长之以批评为武器去建设新文化,确实要“破”,然而他对于建设的“立”更看重,故而他看重儿童与教育。我们读他关于儿童和教育的批评,读他关于大学改革的评论,不能不感到他对教育的殷殷期望,对幼辈的拳拳呵护。为了商务版《小学生文库》的不合适宜,他不惜与王云五论战,对此,老舍不禁赞道“与王老板战,如常山赵子龙,浑身是胆”。他内心深处涌动不息的生命感情原是温暖、真挚而源源不断的。因为这,他的批评绝没有人身的攻击和无聊的谩骂,在他看来,“一切不学无术的人们,2018开奖记录开奖结果,是在点缀着、支持着中国贫乏寂寞枯窘的文坛了,假设他们从事于创作,是因为中国还没有真正的批评者的缘故,其肤浅、空虚、诞妄是稍稍可以掩饰的,一旦而冒充理论家,弱点遂完全暴露无遗了。狗咬狗似的论战,是在充斥着了,然而谁也咬不着谁,原因是在对手都是没有生命、没有灵魂的臭架子,而攻人的人又都是缺少能够窥出对手的要害来的盲目者。他们所以咬,是因为所见的太小,一如蝇子不能放过桌上的尘埃;而他们之所以咬不着,却是还没有咬的才干。彼此都没有战斗力,都没有论据,糊里糊涂的一幕一幕在演,结果每每是空洞得一无所得。”(《论目前中国批评界之浅妄》)他神往的乃是勃兰兑斯。他说“我深感大批评家之地位和作用太重要了!勃兰兑斯太令人神往!他不惟有科学的训练,有天生的深入的识力,还有关怀人类社会的深情!批评家是创作的产婆,这话对,然而还不够,批评家乃是人类的火把”——温暖而照亮人心!

  按:本文分三期刊发在《名作欣赏》2019年第6、7、8期,发表时有删节。今得作者授权,在此分五部分推出。

  尧育飞,男,江西人,十多年前在铁狮子坟受几位老师感染,钻进故纸堆,跌跌撞撞,到如今还是南京九乡河的博士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