亲历七十年喜见民族文学崛起


ʱ䣺2019-09-11

  “少壮能几时,鬓发各已苍。”诗圣杜甫悲怆的千古名句瞬间跳了出来,他红了眼眶,想起已然故去的师长与老友:艾青、臧克家、冯牧、张光年……名单很长时光回溯整整70年,1949年初的他还不是晓雪,而是叫杨文翰,就读于大理喜洲私立五台中学(今大理二中)初三。

  本报讯 7月16日,纪念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成立70周年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。来自云南的一位老者端坐于主席团左侧第一排,神情庄严、肃穆。当台上又一轮讲话过后,短暂的间隙,他深沉而又深邃的目光四顾左右,翟泰丰、玛拉沁夫、王巨才、张炯……一张张镌刻着共和国文学之路70载风云沧桑的老朋友们熟悉的脸,尽入眼底。

  “少壮能几时,鬓发各已苍。”诗圣杜甫悲怆的千古名句瞬间跳了出来,他红了眼眶,想起已然故去的师长与老友:艾青、臧克家、冯牧、张光年……名单很长,有些甚至比他还年轻:雷抒雁、韩作荣、张同吾、香港挂牌完整篇刘,李小雨……这份名单一定程度上,可以说映照着新中国文学发展的轨迹。而已84岁的云南大理白族诗人晓雪,作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会会长、中国诗歌学会名誉会长,同样亲历并见证了与共和国同龄的整个70年文学历程,尤其是新诗发展历程。

  时光回溯整整70年,1949年初的他还不是晓雪,而是叫杨文翰,就读于大理喜洲私立五台中学(今大理二中)初三。尽管溃败的消息被严密封锁,但杨文翰还是感受到了黎明即将到来的讯息。和几个同学一起办学校的壁报时,他将壁报的名字《火炬》直接改成《黎明》,还模仿艾青的《黎明的通知》,在第一期上写了首小诗。出第二期时又引用了雪莱的“冬天已经来了,春天还会远吗?”不算隐晦地道出自己内心的期许。

  学校壁报上的情绪,终于引起了校长的注意。这位身为党员的校长,将自己的学生叫到办公室,盘问良久。

  革命之残酷,14岁的少年或许懂一些,终究是懵懂的。但他非常清楚,“校长没怀好意”。这一段,70年后追忆起来,不无象征意味,“或许是校长知道他们的日子不长了,就没有太为难我”。

  1935年元旦,历史文化底蕴颇为深厚的大理喜洲镇,迎来了一个后来全镇乡亲们为之骄傲的孩子——城北村杨家的长子长孙,取名“文翰”。观此名,便能看出家族所寄寓的殷切厚望——“文”虽为字辈,但与“翰”相连,便是文中之翘楚,文中之“翰林”。小学和初中时代,几乎与华中大学(今华中师范大学)在喜洲办学的7年重合。这段因战乱而空降于边疆之地的福缘,为杨文翰打开了通往“外面的世界”的视野,或许也种下了他1952年参加第一次全国统一高考时选择去武汉的机缘。进入武汉大学之前的当年8月,杨文翰正式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作品《一篇富有教育意义的杰作——读方志敏的〈可爱的中国〉》。

  “晓雪”,这个让他经常被误以为女性的笔名,源于他在丽江读高中时对玉龙雪山、而非家乡大理苍山的情有独钟。“当第一道霞光照在主峰扇子陡上,显得那样的高洁、亮丽而美妙无比。我就想呀,一个人的神韵风采,如果能有玉龙雪山的万分之一,不就够了吗?”

  艾青研究显出线岁那年,刚刚从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晓雪,便以《生活的牧歌——论艾青的诗》登上中国文坛。这是他的加长版毕业论文,6万多字,由作家出版社推出,是一部系统评论艾青诗歌艺术的专著,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一部重要的现代作家论。

  1956年上半年,武汉大学中文系1952级最后一学期,首要任务自然是论文。指导老师刘绶松建议写《论郭沫若的诗》,晓雪欣然接受。但当他从图书馆借来所有郭沫若的作品研读后,认为《女神》确实是现代新诗光芒四射的丰碑,堪称天才之作,但若单论《女神》,则显然又撑不起毕业论文的分量,且难以反映出自己大学四年所学所思之成果。当刘绶松听说学生突然想换题目,吃了一惊:“有的同学都已经交稿了,你还来得及吗?”在晓雪反复说明和强调之下,刘老师同意,但表示对关于艾青的研究自己并无考虑,无法给出什么主意,“你自己研究吧!”于是,晓雪又从学校图书馆借回艾青的全部著作,争分夺秒地潜心研读。关于艾青的论文,究竟该以怎样的思维去展开呢?大学期间所读的俄国几位文学批评家评论普希金、莱蒙托夫等的文章,给了他启发。

  84岁的晓雪思维清晰,对于文章诞生的种种细节,记忆犹新。“当时我想啊,一定要把这些杰出作家诗人的作品,放置于特定的年代、民族和社会现实背景中,站在时代的高度,以历史的眼光,力求用诗的语言充满激情地把思想分析和艺术分析结合起来,加以审视和评判,而且对于作品中存在的不足也绝对不能忽视。”仅一周,初稿即成。刘绶松这回更加惊讶:“论郭沫若我给你出了点子,你没写出来;论艾青我没给你出任何主意,你却写得又快又好!看来,做学问还得靠自己独立思考啊!”

  论文中有一处,晓雪援引郭小川评价艾青的一段话,并批评道:“我觉得,在这一点上,郭小川同志是不够严肃和冷静的。”“你一个毛头小子,竟敢批评他?”刘老师担忧,建议删除。而晓雪坚持。论文几经增补、润色,他还大胆地加了些内容:“诗人必须忠于自己,忠于自己的个性,忠于自己的风格,忠于自己的创作道路和艺术事业,因为他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人民为了时代……”

  《生活的牧歌》的出版,让晓雪一夜成名。分配回云南在省文联《边疆文艺》编辑部工作,他踌躇满志,意气风发。但很快,随着特殊时期艾青被错误批判,这部曾成就他的著作,也为他带来了无尽的痛苦纠缠,直至艾青彻底平反。

  1995年11月29日上午,北京深寒,晓雪携妻子赵履珠拜见艾青。85岁高龄的艾青白发苍苍,坐在轮椅上,视线模糊,没能一眼认出晓雪,问夫人高瑛:“晓雪来了吗?晓雪在哪里?”晓雪急忙探身上前,紧紧握住他的手。艾青不禁泪光闪闪,“不容易呀,那年我去昆明接聂鲁达,我们第一次见面,快40年过去了!”顿了一会儿,又说:“诗,永远是生活的牧歌。这是我的话,你理解得很准确,很深。你的书名《生活的牧歌》,取得很好,抓住了我最主要的特点。”晓雪赶紧说:“艾老过誉了,《生活的牧歌》只是我学生时代学习您作品的粗浅体会。”又说:“大堰河是您的保姆,您的诗是我的保姆。”

  晓雪此番进京,是参加中国现代文学馆为自己举行的作品研讨会。当日可谓名家云集,群贤毕至。因身体原因或在外地无法到场的冰心、艾青、臧克家、张光年、王蒙等均发来贺词。其中,臧克家说:“晓雪同志是著名诗人,文坛老战士,他的诗歌和散文风格独具,富于民族色彩,为世所称。他的评论文章立场鲜明,见解新颖,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”

  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发言题为《向晓雪致敬》。在“向作为诗人的晓雪致敬”和“向作为诗歌理论家的晓雪致敬”后,他说:“最后,我还要向作为文学组织工作者的晓雪致敬。在长期的文学活动中,他参加了许多重要的文学组织活动,对少数民族作家的培养,他倾注了大量心血……” 时隔20多年,晓雪依然觉得,那一天是他生命中最感动、最深刻难忘的日子。

  1957年春节前夕,刚回云南工作不久的晓雪,在大理老家一眼就认出了自己的表妹赵履珠。“七八年不见,你长成大姑娘了……”仗着表哥的“身份”,晓雪心如鹿撞地拉了一下表妹的手,便匆匆逃了开去。毫无悬念,那瞬间的心跳,就是青年男女之间最美好的起点——一见钟情。他们长达8年的恋爱与整整一生的相濡以沫,由此启航。

  爱情是什么?他们经常一起探讨,在晓雪终于找到自己命定的爱情之前,他也曾苦苦追寻,就在1956年11月,他甚至还听丁玲激情豪迈地大谈过爱情。丁玲在昆明安宁休养期间,到云南省文联探望时任党组书记的老友陆万美。陆介绍晓雪时说他刚写了本论艾青的书,丁玲误听为“爱情”,立即大谈起了爱情的伟大和文学作品中的爱情,还举了肖洛霍夫《静静的顿河》中描写爱情的例子。

  1961年9月,文化部筹建东方歌舞团,根据周总理亲自提名,从云南调赵履珠和刀美兰进京,赵履珠却一直婉拒。在进入东方歌舞团工作达4年多后,她仍初心不改,终于调回了云南。“8年,连抗战都赢了哟,我们的8年恋爱也终于圆满。”与我聊着最幸福的这个话题,老人满脸岁月的沧桑倏忽而逝,静坐于对面的夫人刹那绽放笑颜。

  沙发扶手一边,摆放着那套《我的文学人生》,2018年初刚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时,我便已认线万字的篇幅,晓雪细细密密地记述了自己几乎与共和国同龄、也同步的“文学人生”,云南乃至全国文坛的风风雨雨点点滴滴,可谓尽在其中。甚至,许多一直鲜为人知甚至被视为“忌讳”的“历史的细节”,皆一一记录在“案”。“我是在新中国的阳光雨露滋润下成长起来的。即便是那些最艰辛的岁月、最艰难的事情,我觉得都是人生珍贵的馈赠。”豁达如晓雪,这方面不愿过多言说。

  于诗歌与诗评,晓雪之成则不必多说,无可置疑。那些看得见的“硬件”,不妨简单罗列一下:出版诗集、评论集、散文集30多部,获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突出贡献奖、中国当代杰出民族诗人诗歌奖、中国当代诗魂金奖、意大利蒙特罗国际文学奖特别奖、纽约东西方艺术家协会终身成就奖、湄公河文学奖……在我看来,作为云南文坛以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领军人物之一的晓雪,在文学组织方面所付出的精力与辛劳,远甚于创作本身。除云南省文联党组副书记、副主席和省作协主席,他还担任着多届中国作协理事、全委,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,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、名誉会长,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会会长,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副会长等等。

  亲历70年,回望100年,每每思之,岂能不感慨万千?站在百年新诗的历史高度,他对自己心目中成就最大、影响最广泛、最具代表性的诗人,做出了新的阐述。郭沫若、戴望舒、艾青……“是的,还是那句老话,颠扑不破:越是民族的,便一定会越是世界的。”这样一个夜晚,耄耋之年的中国诗人晓雪有些累了,却语气铿锵。在他看来,新中国70年文学发展历程,最大的收获和成就,便在于少数民族作家群体的崛起。